老大
老大姓杨，名建葆。在豫章十友中，他并不是年纪最大的，但彼此交往时间最长，其间喝过的酒不计其数；记得有一次，我做东，一定要他把他的公子带来，那时小杨骥还在读高中，转眼不但大学、研究生毕业，年已而立，在广州都工作了几年。上个月终于大婚，在东方豪景，各路亲朋好友济济一堂，终于了却了老大的一个心愿。
我为什么叫杨建葆老大，这里有外人并不了解的秘密。十多年前的某日，一伙人喝酒，兴致颇高；酒毕，已是深夜了，我打车送建葆回家。车上，我俩还在闲聊，的哥却问：你是第一医院的杨大夫吧？建葆回过头：是呀，你怎认识我？的哥继续开车：你是个好人呀。不久，建葆下了车。的哥继续送我，我问的哥：他是个怎样的好人？的哥不语，半晌才说：像这样的好人已很少啦。车从城北，走到城南，到我家楼下，车费58元，我掏出钱，递给的哥。的哥生死不肯要：你是建葆的兄弟，我要是收了你的钱，我还是人吗？说完，调转头，走了。
我不知道，杨建葆为这个普通人做过什么好事，让这个的哥还如此铭心刻骨。事后，也问过杨建葆，他也茫茫然。但这一点，足以见识了杨建葆的品性。还有他行医大半辈子，真正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，往往几块钱，就让病人痊愈。基于以上两点，以后见面或电话，我都称之他为老大。
舵爷
舵爷者，刘勇也。
也怪，他和老大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这一天，据说也是陈政的出生日。天下虽大，巧事颇多。人们为什么叫他舵爷，也许和其骠悍粗犷的外表有关，也许和他以前从事的职业有关，反正大伙儿就这么叫着，天长日久，豫章城里，舵爷非刘勇莫属。更有趣的是，某日豫章十友聚会，刘勇穿着一件黑T恤，胸前却印着两个脱大的“舵爷”，人们都说他这是特意为自己订制的，他却说是朋友出差，在某处风景点，特意给他买的。可见刘勇对“舵爷”这个绰号，不但默认，心中还窃喜。还有种叫法；小哥。这出自才子邓涛的一篇美文，在小范围的聚会中，大家“小哥，小哥”这样叫着，刘勇也欣然允诺。
对于刘勇的前世今生，我了解并不多，但几次聚会下来，我知道他是个特靠谱的人，不但把自已的事做得井井有条，对于豫章十友的策划，也非常上心，两本文集的名称，就罗列了十多个。他是文章大家，也是码字高手，出版的小说与演出的剧本，有十几部之多。别看他文字中狼烟四起借刀杀人，内心却是个极其单纯的人；见不得血，不知平日里他敢不敢杀生，反正我知道，情非去年送他的大雁，他没有杀，而是送给后辈们玩去了。
今天一大早，跑到他博客里，看他写自已的文字，我不禁有些潸然；一个人经过了那么挫折与欺骗，还能勇敢地面对，并保持着微笑，以此做为自己的起点，这该有着多么博大的胸怀呀？
程维
豫章十友，源于程维的一幅文人画。那该是前年岁末的某天，程维闲来无事，想必是心情特好，在三尺见长的横幅里，涂鸦着十个神态各异的人物，并伴有一犬，题名《豫章十友》，贴在其博克里，让大家竞猜并对号入座。建葆智慧过人，不但排挤了古人，首先对号入座，并在杨少华的圆融会所摆下酒菜，邀请余下的九位一并入席。席间；泡茶、喝酒、吹牛，好不热闹。说起豫章十友这段佳话，程维肯定是始作诵者，而建葆则是热心的组织者与推广者。
程维，诗人，小说家，生于1962年，属虎，与我同龄，但出道比我早多了。对于程维的文字，我曾有过这样的陈述；他更像一个智者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操持着诗歌这种古老的技艺，守护着自己心中的梦。二十年前的一组古典写意，就让他脱颖而出，他并没有沉湎于古典之中，而是拿起笔，抒写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；“盛夏的雨，解除了一个女子的全部矜持”而“一棵树要经历多少岁月，才能留下不朽的年轮”。
程维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，厚古不薄今，是一个集大成者。现在的诗，极随意，也更接地气；而小说呢，天马行空，充满了想象；这几年的文人画，信手涂鸦，趣味盎然，又成了江右一绝。
小荣
小荣平日里没事的时候，就在龙街里转悠着，在这个城乡插花地带，小荣肯定像条龙；这位老哥哥年轻时下过放，练过武，还拉过大板车，侍候的又是农民企业家，在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南昌民间所特有的机敏与匪气。如果在当地，你指着他，告诉别人，这是位作家，还喜欢挥毫泼墨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打死都没有人相信。
和小荣最初的相见，也是在酒桌上。那是十多年前，见面话不多，端起酒杯就见底。那时我刚不惑，他刚知天命，对于世间乱象，彼此心中有谱；几杯下来，有点相见恨晚，一场酒过后，还不过瘾，又移师酒吧，再喝着啤酒；此刻心情立马放松，指东道西，南辕北辙，再谈着女人，不亦快哉。只是那种岁月，立马就从眼前遛走了。如今再见，我再也不敢喝白的了，小荣兄还猛似当年，只不过酒一多，话便琐碎了，毕竟岁月不饶人呀。
也看过小荣的文字，他的小说传奇的成份更多，但语言一点也不夸张。看过他一篇悼亡妻的文章，让我唏嘘不已；一个看似喋血的汉子，内心却藏着那么多的柔情，该又是如何的生死劫，让他欲哭无泪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小荣该是一厚厚的书，我们随手翻开，片纸只字，都是对他美好的误读。
小平
说到小荣，不能不说小平；此君姓余，活跃在诗坛几十年。初初看过去，一点也不像诗人，但大家坐在一起，讨论着诗歌，特别有美女在身边，小平才显出诗人本色。记得在青苑书店，美女舒羽诗歌品鉴会上，此君一悉诗论，满桌惊讶，诗无定法，文无定论，但能勇敢地说出，就能让人刮目。他的诗我也读过，有青春，也有热血，不能说不好，但缺乏一种转型，毕竞中年写作与青春期的荷尔蒙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说到小荣，为什么一定要说小平呢？因为他俩是多年的好友，也定酒桌上的一对联，他俩到底谁的酒量大，我并不知道。我和他俩很少在一起喝酒，偶尔一次，还差点闹出事儿，好在都是杯中之事，过了就过了，值不得鸡肠小肚的传播与唠叨。我和小平相识，也有几年了，我以为他是个愣头青，昨夜细细一问，才知道他是64生人，也比我小不了几多。我想对小平说，对于酒，要悠着，毕竟日子还很长，还有许多好酒等着喝。这话是对小平说的，也是劝慰自己的。
小平有个优点，是别人难以企及的；大度。豫章十友，损友较多。对于文友们在文章中调侃自己的文字，小平总是一笑而过；这不但是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如果你在文字中给他贴金，他会觉得极其不自在。况且，这年头，给人脸上贴金的人，也确实少呀。
治川
现在，那些红二代都在忏悔，似乎在一夜之间，他们才领悟到文革对人们以及文化的伤害。这阵忏悔之风并不是今天才刮起的，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面对胡风那行将就木的背影，巴金、周扬等人就忏悔过，但周巍峙却在《文艺报》撰文，坚决不忏悔。
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诗人王治川忏悔过，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，就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这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。当王治川被人关押在牛棚，看到天上那枚破碎的月亮，幼小的心灵会想些什么？反正，一夜之间，此人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就彻底消失了。他面对的不但是成年人的残忍与世故，还有自已内心恐惧与断裂。好在文革如期结束，治川可以走出泥泞，拿起笔，象普通人一样，抒说自已内心的一切。可童年那场恶梦，一直纠缠着，浸泡着他；却并不妨碍他成为红歌会的评委，也不妨碍他在自己那有限的空间里，字正腔圆地演绎着革命样板戏。
人类真是个奇怪的生物，挥之不去，摆脱不了，只能残忍地异化着自已。曾记得鲁迅对年青人的劝戒：有可能的话，还是不读中国的书，因为那文字中有太多的毒素。年青人反问先生：为什么先生的书中，又有那么多的古典？先生坦然：中毒太深，戒不掉了。
王治川肯定不是文革的产物，但他灵魂深处烙有太深的文革印记。他该怎样走出，又该怎样回归，这确实是个沉重的命题。
邓涛
有时，在市俗的生活中累了，真想躲进邓涛的文字里去。在他的文字里，有的是文人雅士，修心贤达，世外高人，纵横三千，方圆两极，纤纤玉笔，锦绣词汇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一个公职人员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应酬，不但要写文章，还要画画，那有还有时间寻经问典，访古探今，扣问山河。所以说，豫章十友中，不但人才多，怪才也多，邓涛也算一怪。
在邓涛一篇描写我的文章中，说我颠覆了其的文人形象，在下不敢呀。我之文字，性之所致，天马行空，自说自话，一旦深究，必是破绽百出。我算不上个文人，只能是个玩家而已。而邓涛的文字，不但雅致，而且缜密，我想他一提笔，必是酝酿再三，胸有成竹，一挥而就，心中有乾坤，笔墨载千秋。
第一次见邓涛，是有他的诗歌研讨会上，那时各路人马，对于邓涛的诗歌煲奖有佳。我翻看他的诗集，却微微一笑，不是说他的诗歌写得不好，而是觉得他用词太过讲究了，词压了意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却无形中消解了诗。我并不是个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的人，今天在这里说出，也为时不晚；因为邓涛还年轻，他的文字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有诸多可能，日后成为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大家，也是极其正常的事。。
情非
为了豫章十友的文本，曾写过一篇有关情非的文章，我承认在文章中，我使用了一些文人的小伎俩，避重就轻，王顾左右而言他。不是我不敢直言，而是一个人要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，是极其难的事。况且在这个声色犬马，日行千里的年代，谁能保持一颗止水之心。但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，情非都是一个值的抒写的人，在他看似平静的外表下，每天都汹涌着自己的浪花。
在写自已的文章中，情非给自已定位；一个中庸的叛逆者。中庸没什么不好，但作为一个诗人来讲，中庸肯定是艺术上大忌。人的一生，肯定要经历许多磨难，唯有保持内心的棱角，才能在生命的低潮处，反戈一击，从而不被生活所打败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情非是成熟的，且对自已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。
今天接到情非的电话，说是写我的文章已完稿，我粗粗瞄了一眼，便让他贴到博克上去了。因为几年的交往，对于其为人为文，我特别放心。这是个不会夸大其词的家伙，而且十分珍重自已的内心感受。
情非还有个特点，深谙为人之道；舍得。他舍出了多少，又得到了多少，这个只有他自已知道。
豫章
几十年以后，当后人端起豫章十友的文本，研究着豫章十友这个闲散的团体，对江右文化考证时，看见郭豫章这个名字时，一定会心生端疑；这是一种巧合，还是一种天机。没什么惊奇的，他就叫郭豫章，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，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改名。
豫章是个诗人，论起写诗的时间，我俩几乎相当，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时我在南昌抒情，他在乐平抒情，抒了半天，也没抒出什么名堂。比如我，从没有用自已的诗歌，勾引到一个女孩子，不知他有没有？后来，我从工厂请了长假，做了一个个体户；他呢，从政，还担任过一个城市里的副市长。我呢不但不写诗，几年都懒得看诗。他呢？从事着政府里的鸡毛蒜皮，一定也离诗歌相去甚远。几乎是同时，也就是新世纪，我俩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，再续诗歌情缘。我俩的写作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得更好，因为生活教会了我们许多；而且这种去功力化的写作，更能还原诗歌的本真与自我。
我还欠豫章一篇文章，几次提笔，却不知从何写起。如果从酒写起吧，又怕一派胡言乱语，酒气薰天。他是个酒神级的人物，在豫章十友中，个个都能喝，但号称酒神，非他莫属。还是从诗人这个角度写起吧，因为我俩都是爱诗之人，喜欢天马行空，在诗里，也更真实更自然一些。
少华
程维对他定位真好，这是个可以商量的人。一个可以商量的人，充满了这个特定时代的人性与智慧，也是这个社会和谐的基础。与政客比较起来，我更喜欢商人，特别是少华这种商人，浑身散发着文人气息，不事张扬，慢条斯理，从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且能静得心下来，倾听来自各个角落不同的声音。
少华与我年纪相仿，心历路程也差不多。这一点，从他离开酒桌，到办公室翻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《外国抒情诗选》就可以验证。那天，豫章十友，在他的会所里小聚，由于杨百城的加入，掀起了一场朗读的高潮。这时，少华放下酒杯，离开酒桌，转身拿出一本封面有些泛黄的《外国抒情诗选》，也给大家朗诵了两首。这本书可能有3.4百个页码，但售价绝对不会超过1块5，这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学符号。文革刚结束，大家对于西方文学有着天然的饥渴，见到西方小说与诗歌，就拚命的买，但像少华这样能把三十年前买的书，保养的这么好，确实少有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少华也是个珍惜过去的人。
少华确实是个珍惜过去的人，这可以在他的散文集《赣水童谣》里得到印证。 书里大多的篇幅都是些童年的意趣，少年的欢欣，以及物质贫乏年代的点点滴滴。仅仅做一个可以商量的人是不够的，还要做一个心中有谱的人，杨少华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么？
朱宇
朱宇管文化是对的，因为他是文化里面的行家里手，出身于犁园世家，读得又是作家班，还兼任着南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可惜豫章这个古城，民风刁蛮，见不得书生气，虽然大街小巷，都以文化人的名字命名，但这些文化人，又多以隐士自居。这就苦了朱宇，在文化部门干了大半辈子，南昌的文化并没有什么改变，他只能埋头书房，搞起了个人的文化，不但写小小说，也写大部头，最近又对书画感兴趣，开始了书画的研究与批评。
儒雅者，莫过朱宇。别人的儒雅都是写在脸上的，而他的儒雅却深入在他的血液里与行动中。和他交往也几年了，从没看见他和谁红过脸，也没听过他吐过一个脏字；改变不了别人，却总在改变着自己，努力做到洁身自好。他似乎选错了行，要是不写小说，学表演的的话，一定是个一流的小生。现在，知天命的年纪，看过去还那么细皮懒肉，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少有的超凡脱俗。
昨夜，豫章十友再一次集会。朱宇似乎放开了，端起酒杯，一一敬过，却还是那么温文尔雅，礼数得当。这种修养，非一日之功所能为呀；兼济不了天下，就独善其身吧，这一点，朱宇确实做得无可挑剔。
北城
昨晚，我又看到了北城可爱的一面。当朋友们给他倒满酒，儿子哭着不让他喝，北城确实无计可施；他努力做着儿子的工作，可儿子就是不肯，还把他的酒盅偷走。等一干朋友走过来敬酒时，北城竟背着儿子，拿起茶杯，叫人倒着白酒，和人家碰杯。我在一旁，看着不禁乐了。想想，我们这一代人，一辈子也没怕过什么，没想现在在这老又没老的时候，最怕就是来自下一代的关心。前几天，我也带着儿子和一帮朋友喝酒。儿子看见我实在喝得太多了，从不喝酒的他，端起杯，一口把我啤酒喝掉了，并倒上与啤酒颜色相当的茶水。我知道没戏了，只好起身，带着儿子先走了。北城昨晚也像我一样，看着别人喝，又解不了馋，只好带着儿子先告辞了。
上两个月，受北城之邀，参加他在北京主办的一个诗歌活动；对北城之人之事，又多了一份了解。如果一并罗列，并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打住的。回到南昌，在手机里，曾给他写过一首小诗，附于此，算是补充。
为杨北城写的一首诗
杨北城，你有/ 固有的地理坐标 /一说北京的华侨大厦/ 你开不知道在那里/ 一说某所医院的具体位置/ 你如数家珍/ 那些医生的胄口太大/ 你每天起床/ 都试着穿起白大褂/ 对于这座城市/ 你知道从那开始/ 并不知道在那结束/ 好在还有诗歌/ 让你脱凡超俗/ 走出词语/ 你并不知道/ 北京有多北/ 而南方以南/ 有你许多好兄弟/ 一只蝈蝈/ 并不是完美主义的代表/ 它要唱/ 谁也止不住它的音符/ 而一个人对着一杯茶的孤独/ 并不只在这不可名状的下午/ 这不是你/ 是另一个
民工
本来这篇小文可以在春节前完稿的，谁知一场酒，让我梦游它乡。等我醒来了。年已到，我又从这个酒桌下来上了那个个酒桌，并祝福见到的每个人；马上年轻，马上发财，马上有文化。今天巳是大年初四了，我必须抽出点时间，以民工为对象，为这篇小文画上个休止符。
民工者，众多。在我身边，包括一些亲朋好友，都以民工者自居。但像邱建国这种自称为“文化民工”的人，非常罕见，豫章城里，仅此一人。年前水笔与唐纳商量，如何举办首届“伪先锋”诗歌音乐节；“即将见到的人”的活动。我建议还是由“文化民工”来作这场活动的主持，由他来主持，这场活动便成功了一半。事实也如此，因为这个家伙太有文化了，不但可以煽动现场的气氛，还能主次分明，恰到好处。
和“文化民工”已相识几年了，知道他长的帅，脑袋特灵光，不管有什么场合，只要有他在，气氛一定很融洽。也知道他在出版社工作，是个杂家，什么文章都能写，偶尔来首诗，比那些以诗人自居的人还到位。但你别指望这家伙会埋头书斋，潜心笔耕；一走神，这家伙又在微博上，和那位美女调侃着；反正这是个精力旺盛的家伙，脑袋一刻也停不来，有些策划几近完美，还没来得执行，又被别的活动忙得头晕目眩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确实“文化”多了一些，而“民工”少了一些。那天他真正“文化民工”了，一定会让人目瞪口呆。
哈哈，其实我也想当个民工，但绝不当“文化民工”。当个真正的民工，每天躲闪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有工就打，没事就歇着，偶尔偷窥着别人的窗帘，不亦快哉。而当一个“文化民工”，在我们这个社会，确实，……太累。
2014.2.2
